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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孩子在家上學的中產家長們

2019/11/24 07:51 來源:溫州商報 編輯:單暉 瀏覽:2264

 

那是一個星期二,空氣很潔凈。陽陽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。上午跟弟弟湊在iPad前玩游戲——學了一會兒英語——看電視——幫父親準備午飯——下午跟上午一樣——傍晚鍛煉半小時。

晚上,他決定跟妹妹去聽“今日領袖課”(一種鍛煉孩子領導能力的課程)。去聽課的原因是:“太無聊。”

全中國的十歲孩子有極為相似的時間表,競爭從出生就開始了,目標統一——比別人更早、更多、更好。上午6點,瞇著眼被爸媽拽起床;8點,背著大書包到達學校。中午必須午睡一小時,下午四點半放學,課外班正等著:英語、數學。他們通常在上三年級,頂多四年級。

楊勇決定讓兒子退出這場競爭。

陽陽已經13歲了,還不太會寫字,大多數時間,他斜窩在大理小院門前的藤椅上,盯著iPad,抑或躺在沙發里。他可以睡到自然醒,愛玩游戲,讓他玩。愛吃零食,盡情吃。不想去學校,那就不去。

洪流之中,有勇氣逆行的人不多,況且賭的是孩子的一生。在大理,現在有四五十戶家庭的孩子,擁有跟陽陽類似的自由,絕大多數是外地家庭。他們是2005年以后陸續出現的一批家長,因為種種原因,拋棄傳統的體制學校,想讓孩子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。

一大波家長來到大理

搬到大理時,陽陽只上過十幾天的幼兒園。那是八年前。四歲時,陽陽很渴望上幼兒園,因為小伙伴都上了。頭一天,陽陽是開開心心奔向學校的滑梯、塑膠跑道的。第二天,楊勇發現他沒那么開心了。第三天,孩子徹底蔫了。再送他去學校,他搖搖頭,不想去。

小孩第一次上學,會有一個艱難的適應期。會哭、會鬧、反抗,這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。所有家長都知道,狠狠心,熬過那幾天就好了。陽陽沒有熬過那個階段,一天放學,楊勇去幼兒園接他,看見孩子們圍成一圈,手背著,其他孩子都乖乖站著,只有陽陽不;蝿由眢w,回頭透過玻璃往外看。

楊勇不忍心,決定把陽陽接回家,但保留了名額,他太愛孩子了:十幾年前,他定居上海,后來,開了家工藝品加工的外貿公司。孩子出生后,他擔心顧不上孩子,關停公司,靠炒股維持收入。因為,“孩子太可愛了,父親的陪伴不能缺席”。

不是沒有努力過。隔三差五,他再去問孩子,要不要去學校?陽陽還是拒絕,但說不出原因。

“我們帶他去翻斗樂,他可以玩六七個小時不出來,沒問題。但幼兒園里面,翻斗樂是當課程用的,40分鐘結束,他熱度還沒起來呢。”楊勇這樣理解陽陽對學校的排斥,“不用問也能夠知道,他受不了。”

他嘗試理解孩子的決定。去小區對面一家知名小學考察,他發現學校的塑膠跑道非常漂亮,玩樂設施齊全,但教學樓一樓卻是鎖著的,孩子下課不能到操場玩耍。“跟監獄有什么區別?我看孩子真的是坐牢。”

他支持陽陽,“不想去學校我也支持他”。

孩子一定要上學嗎?這個問題一出現,很多觀念動搖了。楊勇回顧了自己的一生:出身于衣食無憂的家庭,乖巧刻苦地考上大學,順理成章進入父母安排好的“鐵飯碗”單位,青年叛逆辭職下海,從業務員做到副總,創辦自己的公司,又親手關掉,“社會上用到的所有能力,上學沒有教。”他得出結論。

但陽陽沒有同伴,每天眼巴巴望著窗外,盼到其他小朋友放學回來,立馬沖出去,玩到所有人離開了才回家。他很孤單。

去大理是為了給兒子找伴兒,楊勇四處找不上學的家庭,建起“在家上學”群——500人一個的群很快擴張成三個。他們商量著搬到一起,好讓孩子做個伴。左一嘴右一嘴,有人提議大理,莫名其妙就達成了一致。在這之前,楊勇從未去過大理。

每個到大理的人,都有自己的理由。李符的女兒青青倒是能夠接受學校,但學校不太能接受她。那時候,他們在青島生活。決定不去學校之前,青青換過三個幼兒園。最后一個幼兒園沒上多久,老師找到李符:你女兒太難帶了,你把她帶回家吧。原因是青青不愿意睡午覺,別的孩子都睡了,她永遠睡不著,得老師陪著玩,攪得老師精疲力盡。

青青還在媽媽肚子里時,有人給李符推薦了一本書,里面講,母乳喂養對孩子好,吃多久都行。青青一直吃母乳到三歲半,吃到自己不想吃了,斷奶后開始上幼兒園。她顯現出比一般小孩更加旺盛的精力,從小到大從沒睡過午覺,力氣大,運動時尤其敏捷。

李符沒辦法,只得把孩子帶回家。但不上學的孩子在小區成為異類。鄰居見到青青在外面溜達,總是異樣的神情:“孩子這么大了怎么不上學啊,可別耽誤了。”

他把去大理稱之為“求救”。孩子不上學,但她需要處在某個群體當中。聽說大理有一群不上學的家庭組成的互助社區,他抱著“被救贖”的心態,辭了工作,參加到這場教育實驗之中。

搬家到大理之前,老趙沒考慮清楚“怎么教孩子”。只有兩件事他是確定的:1.體制學校不上,國內大學也不上;2.有沒有文憑無所謂,只要進入一個不靠文憑能謀生的行業,比如Coding。

老趙其實是體制大學的受益者。他早年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,是中國第一批互聯網創業者。他曾一度非名牌大學畢業者不招,認為沒有文憑的員工有“先天劣勢”。創業幾十年,他干過視頻通信,做過交易軟件,挑戰大眾點評,也嘗試過教育、旅游,這些之后都大火過的領域,老趙全都早一步嘗試過,都沒踩在風口上。

但他總結出一個規律:“回顧我二三十年創業過程,我可以負責任地說,靠自己實打實干出成績的,都是低學歷。”他把自己屢次創業都不太成功的原因歸結為——自己“太乖了”,這是體制教育的后遺癥。但他忽略了,很多高學歷的人,也成功了。

2012年,老趙48歲,女兒4歲。他覺得自己干不動了,想退休。他賣掉北京二環邊上200平方米的房子,打算換個地方,換種活法。大概列了幾個條件:山清水秀、四季如春、生活方便、沒有塵土。2012年,北京霧霾嚴重,他又新加了一個條件:沒有霧霾。全國各地篩選一遍,他選中了大理,不僅所有條件都符合,還有一批新式教育的家長聚集,女兒的教育也得到解決。

他對這種生活充滿向往。

共建學堂怎么樣

在家上學,怎么上?學什么?沒有一個家長有經驗。大家都是第一次,蒙著眼摸河里的石頭?吹脚笥训暮⒆涌喙吓嘤柊、考試,他們打心底里同情,他們要給孩子自由,要尊重孩子的人性,要培養孩子的人格。

但自由的教育是什么?很多人自己并不明白。

去大理的家長們試過很多種模式:互助社區、共建學堂、網絡課程、私塾、自學。

老趙在蒼山下的村子里租下一套院子,里里外外重新修繕一新,一次性花了七八十萬,破舊的白族村屋,變成明亮干凈的花園小別墅。起初,他跟另外幾家父母商議著,共建一個學堂,讓孩子們聚在一起學習,不能脫離社會。院子里其中一間大玻璃房變成教室,他們還特意找人搭了一頂蒙古包。

每家出一兩萬組成聯合學堂資金,出資的家庭成為委員會成員,參與學堂的一切決策。一個簡陋的“學校”班子搭起來了。李符也把青青送進了老趙的學堂。這里足夠自由,沒有老師會強迫她午睡。但他沒有進委員會——只交一個月一兩千的學費,屬于成員。

老師,由家長們集體挑選面試。初到大理,孩子們都還小,大多四五歲的樣子。大家都很興奮,興致勃勃地定了一個辦學宗旨——“讓孩子走在開悟的路上”。有人提出,誰知道“開悟”是個什么狀態呢?大家都搖頭。于是把宗旨修改了一下——“在孩子開悟的路上少使絆子”。

老趙有一個理念:人類有兩大決策系統,一個叫直覺,一個叫邏輯,0到12歲,孩子青春期之前,應當主要發展他的直覺,青春期后再進行知識灌輸。本著這一理念,他們請過很多外國人來給孩子們授課,課程五花八門。擅長帶孩子做游戲的澳大利亞姑娘,玩戲劇的混血男孩,打手鼓的黑人樂手,練中國功夫的德國男人。前前后后數十位老師,但都待不長,因為常常兩三個月后,老師的簽證就到期了。

矛盾很快在共建學堂里產生了。把一群追求自由的家長湊到一起,實施起來并不容易。

最初的矛盾是:要不要有組織化,要不要有教材。一部分家長覺得,需要系統化,一部分家長完全反對,各執一詞。課程展開后,矛盾又聚焦到新的地方——要不要規范課堂紀律。

學堂的課堂熱鬧得超乎想象。因為崇尚絕對自由,老師不會強調課堂秩序:經常是,老師在前面講課,十來個年齡不一的孩子在旁邊各行其是。更有甚者,對著老師吐口水、掏老師錢包、抓頭發。

有一位老師在老趙面前崩潰得哭起來。他幾次求老趙規范一下課堂紀律,因為課堂太亂,教了幾個月孩子毫無進展,老師挫敗感太強。

關于秩序的問題,委員會議數次不歡而散。有的家長認為,應該管管。有的家長堅持,離開體制教育,就是為了給孩子自由。最后他們達成一個協議,如果孩子干擾了課堂秩序,可以適當約束,把他暫時請到外面去。

但這個協議只實施了一次。有個女孩上課特別積極發言,導致老師沒法講話,只好把她請出去,結果女孩大哭大鬧,那堂課所有人都沒上完。這次之后,這個協議悄無聲息地作廢了,再也沒有人提過。

李符沒有參與委員會,但經常聽說他們開會吵架。最嚴重的一次,他聽說“有個性的”老趙跟大家大吵了一架,不歡而散,然后就退出學堂。那是學堂在開辦兩年之后發生的事。李符從不參與教育理念的討論,他覺得自己不懂,跟著做就行了。

老趙自己的說法里,沒有“大吵一架”。他退出學堂時快速果斷,因為事情觸碰到他的底線:夭夭9歲了,需要開始有節奏有質量的系統學習,而共建學堂短期內做不到。

“美國大概六七十年代挺多這樣的小團體,他們跑到沙漠里去,跑到農村去,說釋放孩子天性,培養一個有愛的、自由的人,口號喊得非常好。但事實上出現了很多孩子們到了十幾歲,二十多歲以后,第一沒有謀生的能力,第二融入不到社會去,就是社會的廢物。”共建學堂開設的兩年多,老趙發現形勢越來越滑向這個邊緣,心里起了警惕。

他把夭夭從學堂退出來,開始讓她完全在家里學習。夭夭的奶奶是數學老師,姥姥是語文老師,是時候教她一些真正的知識了。最近一兩年,姥姥不定時地開始教夭夭一些語文——從《詩經》開始,多數是經典,因為“近現代沒有適合給孩子讀的文章”。

老趙退出后,學堂又堅持了半年,大家自覺沒趣,無以為繼,終于解散了。

散開的十幾個家庭,有的離開大理,有的投身宗教,為的是“找個寄托”。幾年過去,還堅持在大理的家庭,漸漸明白一個道理,搬到這邊來的家長人人都有個性,達成統一意見是不可能的事。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最終趨向同一個結果——在家自學。

文章來自谷雨實驗室(節選)

撰文 袁琳 祁十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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